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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成事件的初步法律分析

2019-1-16 18:19| 发布者: 管律师| 查看: 541| 评论: 0

摘要: 2019年1月3日上午,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一则公告,《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汇成安全健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严重失实问题的通报》,指出:“2018年12月4日,位于花都区的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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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上午,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一则公告,《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汇成安全健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严重失实问题的通报》,指出:“2018年12月4日,位于花都区的广州圆骏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圆骏公司)的一名劳动者被诊断为职业性急性中度1,2-二氯乙烷中毒。圆骏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主营业务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主要产品为台布,其在印花工艺中使用PVC油墨和混合溶剂。2018年12月13日,我局对圆骏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和责任倒查,发现为该用人单位提供2018年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检测(委托单位:花都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定期检测服务的单位均为广东汇成安全健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而广东汇成安全健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在为圆骏公司进行前述两次技术检测服务过程中存在现场调查、检测结果与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实际情况严重失实等突出问题。”而具体问题,则直陈汇成公司存在:内部质量控制“流于形式”,且检测技术条件和能力“不足”,检测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未能依法检测、识别到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因而“对圆骏公司发生的职业性急性中度1,2二氯乙烷中毒诊断病例负有责任”;另外,在安监部门已有警示情况下,“对相关问题整改不重视、不认真、不彻底,突破了法律底线、诚信底线和健康底线。”而安监部门给出的处罚则更是沉重:通报约谈、限制服务、全面整顿,其中的“限制服务”更是从业务来源的根本上影响到汇成公司的后续发展,而“全面整顿”也等于给汇成公司戴上了“紧箍咒”,未来该公司动辄得咎,随时都处于被重点监管的高压“关照”之下。
此通报一出,业内人士哗然。
而1月10日《广州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广州一家塑胶制品公司发生职业性急性中毒事件,原因竟然是职业病检测机构服务严重失实,而且该机构还是‘一犯再犯’。”
媒体的这一舆论定调,较之安监部门的行政定性,似乎更进一层,直接将职业病的发生归因为汇成公司的“服务严重失实”。
不清楚汇成事件背后更多更详尽的信息,诸如汇成为圆骏提供技术服务时具体如何约定、如何履约,事发后又如何与圆骏公司及安监部门之间如何沟通,因此,仅仅从安监通报及媒体批露来看,能够明确的信息包括:汇成非止一次为圆骏提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且还受安监部门委托对圆骏进行监督检测,而过程中并未识别和检测出1,2-二氯乙烷,且在不同的检测过程中,存在数据矛盾,最终,圆骏公司出现一例职业性急性中度1,2-二氯乙烷中毒。
但仅仅通过这些信息,要确定汇成公司提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违法或许可以,但将圆骏公司的职业病完全或者主要归因于汇成公司,恐怕有失公允,也有欠严肃。
汇成事件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行业的冲击可谓非比寻常,而且,安监部门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重拳出击,也引发人们诸多猜想。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职业病防治法律问题的执业律师,笔者同样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此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惜受制于种种原因,所能获得的信息依然极为有限。但汇成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安监重罚的时间节点,更在于其直接关联到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后续发展,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职业病防治责任的划分与归属。因此,即使信息有限,仍有必要对此进行一定的法律分析。
首先,从时间上看,安监部门对汇成公司的处罚通报形成于2019年1月2日,关注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的朋友不难发现,就在三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正案,而作为该最新修正案的两大修改内容之一,安监部门从职业病防治监管领域撤离乃是重点,而且,该修正案规定自公布之日即2018年12月29日起施行。也就是说,从2018年12月29日起,安监部门从法律上将不再承担职业卫生监管职能。但事实上,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总得有个过渡期,如果片面理解法律规定,认为只要新法一实施,机构职能即同步调整到位,显然不符合实际。因此,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在各级机构调整完成之前,安监部门不可避免仍要承担一定的职业卫生监管工作。但针对汇成事件的处罚,是否仍由安监部门作出,笔者认为值得探讨。毕竟此类处罚并非紧急情况或者涉及重大公共安全等特殊情形,安监部门完全可以在机构职能调整后,将汇成公司所涉违法案件移交卫健部门,再由卫健部门依法作出处罚,似更符合行政法治的要义。
当然,广州市安监局官网上发出的只是一份通报,而并非《行政处罚法》意义上的正式处罚,对于这样一种处理,对行政相对人汇成公司的不利影响显然是存在的,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毕竟不是一份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伴随着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后续究竟如何执行,尚待观察。汇成公司对这样一份通报如何应对,有无以及是否和如何行使行政诉讼诉权,都值得仔细考量。
其次,关于汇成公司对案涉职业病究竟是否和该承担何种责任,亦是汇成事件引人关注的重要内容。据业内人士称,圆骏公司似乎对案涉油漆是否包含1,2-二氯乙烷并不明确知情,因为油漆供应商提供了相关商品信息资料,其中并未提及此类成份,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使用者,圆骏公司不明知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亦完全可能。但问题在于,正规生产商对于产品(油漆)中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成份,依法负有如实说明的义务,如果圆骏公司采购的是正规产品,则一般不太可能不清楚油漆的真实成份,除非油漆生产商违法隐瞒。而如果真是这样一种情形,汇成公司对发生职业病的责任就更其微妙了。这是另外需要分析的,尤其需要有充分的背景信息作支撑。
撇开油漆供应者隐瞒真实成份这种情形,无论圆骏公司是否明知油漆中包含1,2-二氯乙烷,其对本单位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负有主体责任,与《安全生产法》一样,《职业病防治法》也实行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用人单位负责制。《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进口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而第三十一条则规定:“用人单位对采用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应当知悉其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对有职业病危害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隐瞒其危害而采用的,对所造成的职业病危害后果承担责任。”其中有个条件很关键,“隐瞒”,何谓隐瞒?笔者认为,此种隐瞒并非必须以明知为前提,对于应知而佯装不知的亦得视为明知,比如应当向原材料供应商索取、验证相关信息材料而未索取、验证,即使其确实不明知该原材料中含有某些有毒有害因素,但均得视为其明知,否则,法律设定的主体责任制就将落空。
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使用者,现实中当然不乏用人单位可能确实不明知其原材料、设施设备、工艺流程中存在某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情形,但法律其实已为其设置了规避风险的渠道,那就是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借力,由此类机构为其检测、评价以明确是否存在危害因素。如此一来,在用人单位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之间,自然会产生责任划分的问题。
《安全生产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的机构,仿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管理服务的,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也就是说,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的存在,并不能替代或者否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但相比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却缺少类似的明确规定。
因此,在用人单位并不明知(甚至不应知,比如在供应商刻意对用人单位隐瞒原材料中职业病危害因素信息时)相关危害因素信息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向用人单位提供相关检测、评估技术服务后,万一出现了职业病,而技术服务机构则因故未能识别、检测出相关危害因素,此时,用人单位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各自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呢?
笔者以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用人单位负责制乃是根本,任何人或者单位均无法替代此种责任,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则只能就其技术服务的质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条所规定的停止违法行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消资格、降级撤职开除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是哪种责任,均非对职业病病例的发生承担直接责任,而只是根据其技术服务本身的违法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过程中,职业病的发生,只是判定技术服务质量的一个具体因素,而并不构成判定技术服务合法性的法定标准。
因此,汇成事件中,汇成公司即使存在相应的检测不负责任、质量控制流于形式等等情形,无论此种违法情形如何没有底线,均非对圆骏公司发生职业病承担主体责任,承担主体责任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圆骏公司,但因为发生了职业病,责任倒查时发现汇成公司存在诸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情形,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安监部门的通报中还只是说“对圆骏公司发生的职业性急性中度1,2二氯乙烷中毒诊断病例负有责任”,至于具体负有何种责任,这种责任属于何种性质,通报其实是通过具体的描述来呈现的,但《广州日报》一句“原因竟然是”,却完全将案涉职业病的发生原因完全推给了汇成公司。须知,无论汇成公司如何不负责任,决定圆骏公司是否使用引发职业病的油漆产品的却只能是圆骏公司,因此,对案涉职业病的发生,圆骏公司的责任根本不可能通过汇成公司来转移和替代。监管部门在处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时,千万不要忽略了用人单位!
一般情况下,职业病的发生,用人单位才是第一责任人。

附:
汇成事件网络信息及职业病律师的法律分析
初步法律分析:http://zybls.com/portal.php?mod=view&aid=666

法治华邦,人文天下。
没有信仰的支撑与指引,越完美的法律制度,就越意味着反动。没有人文关怀的法律信仰,越精致的法律程序,就越意味着腐朽。
——管铁流律师
管铁流,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宪法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基地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值班志愿律师。长期专注职业病法律实务与研究,著有《以案说法:职业病法律维权实务》(法律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福路荣超英隆大厦A座12层,总机:0755-89750818   直线:0755-89750830    手机:13715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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