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法治观察之十七：职业病与公民

       职业病乃人为病，职业病乃社会病。职业病的防治，离不开有责任重民生的国家。职业病的维权，离不开能自觉有意识的法治公民。
       职业病的产生，总是与用人单位或疏忽或放任的职业安全防护举措息息相关。然而，职业病的防护与保障，却一定少不了公众防护意识与维权行动的存在。
       何谓公民？具有一国国籍，享受法定权利并承担法定义务者即可谓之公民。但这样的公民，只能算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或者说形式意义上的公民。
       真正的公民，需要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意识，也包括义务意识。
       而强健的公民，则更需要有对于法治与民权的或朴素或理性的主动感知和实践，需要有对于自身全能的认知，更需要有对于同类坚定的关爱与竭力的帮助。
       公民社会可谓现时热闹的名词，我未曾了解过这概念的权威定义，但按我的理解，公民社会可能是同语重复，所谓公民即社会，社会即公民，所谓有健全的公民即有健全的社会，反之亦然。
       职业病的防治，关系着千千万万社会大众，包括直接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也包括劳动者身后的万万千千的家人、亲友。而另一方面，职业病的防治，也或远或近地关联着公务者、研究者、关注者，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作为特定身份的职务行为，也一定能看到脱去公装的社会成员之言行举止。
       劳动者与企业主（或者是投资人）、生产管理者作为职业最相关群体，其对职业病防治自然有着最切身的感知，无论盈亏利害，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其都有对于职业危害的或冷或热的看待。劳资（也包括资方附属的管理者）双方对于职业危害有着天然的对立，但在特定制度规约中，二者毕竟还有着尽管脆弱但终究还是存在的协作。职业病害的存在，固然对于劳动者是极重大且难于回避的，而其对于企业成本的不合理的增加，作为有些眼见的企业主和管理者，总还会尽量去冲减，——我无意在此宣扬不可捉摸的人性，个体道德总会千差万别，但资本化的资方人员，确实无法从根本上完全靠自律来推动职业防护的改善。
       此时，公民意识，无论对于权利与还是基于义务，会让劳资双方全面考量其职业安全防护行为，事实上也确实需要国家与社会在培育、强化公民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上不遗余力。（201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