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师定位与律师文化建设之我见

 

       探讨深圳律师定位，须首先对深圳律师乃至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有一清晰认识。
      目前，国内执业律师数量突破13万人，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此数量已是成倍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执业律师总量与我国人口总量相比仍然太少。
      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但与立法数量相比，法律法规的质量却未必同步提升，部门立法、为部门立法等现象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而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依法行政还有待提升，司法实践中也有诸多不如人意处，甚至不时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形。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但大环境存在的部分司法腐败现象，使得普遍的真正的“法律至上”意识还没有形成。总的来看，律师执业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离律师独立执业并且监督司法，却还有太多工作要做。
       与全国大环境相比，深圳律师的执业环境大体相同，但也有微环境方面的独特。由于开放得更早，又有特区试点，加之毗邻香港，深圳的经济发展远超内地，政治环境更为开明和开放，法治进度也相对要快于内地，市民法律意识更是有长足的提升。而且，由于深圳律师整体的超速发展，特别是深圳律师协会迥异于内地的民主自主建设，以及由此而来的律协推动与司法部门的互动交流，使得深圳律师拥有了更为宽松的执业环境。

 

 

       为深圳律师定位，同样离不开对中国律师的整体认知。
       总体上来看，中国律师目前远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阶层，不仅是数量上的弱小，更主要的，是律师在经济地位上的依附性与政治领域的游离现状。律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有着知识分子共同特征，即不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掌握或者说不主要掌握战略资源，而只是作为掌握战略资源阶层的附属。
       而另一方面，律师的知识分子特性，自然又产生了其精英质素与意识。作为一个新生群体，律师要生存发展，得益于法治环境的破局，但律师群体一旦出现，其相对独立于制度环境的动力便必然发动，并且始终要对环境产生反作用，推动环境向着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方向改善。
       这种律师的阶层附属性，特别是这种律师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可以说在深圳律师的身上展现得更为明显，或者毋宁说，需要在深圳律师身上得到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如此，方不致辱没了头号特区的名头。
       首先是深圳律师的勇于开拓创新。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领域的微调，必然使深圳更早地出现各种新事物，金融改革、房地产开发、对外贸易、劳资纠纷甚至呼之欲出的普选等等，而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自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从而出现试点立法，以及必然会出现的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变。环境变化了，深圳律师当仁不让地需要在执业过程中寻求创新，开拓局面。可以说，环境需要革新，律师也应当革新。
       其次是深圳律师的坚守和担当。创新不是排斥传承和坚守，恰恰相反，越是革新激烈时，越要坚守本位真。律师的阶层特性决定了律师不是商人，不是实业家，也不是政治家，虽然，律师不可避免的会向着商人、实业家和政治家去转型，但在执业期间，律师需要坚守作为律师的职业本色，承担起知识精英的表率和引导之责：有所依附，但相对独立；奉法行事，不负人之委托；忠人之事，但不放弃法治信仰；依法执业，更要推动法治建设。
       因此，个人以为，要给深圳律师定位，我倾向于这样一种概括：法野游侠。
       侠者，仗义执言、秉公办案、超越自我。律师接受委托是基于职业的要求，也需要秉持职业操守，不惟钱不惟势，坚信凡事终有正义在。律师要忠人之事，但并非绝对地惟当事人为上，法律，包括纵横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底线正义，乃是律师执业不可逾越的红线。否则，律师就真有原罪了。
       游者，体制之外、相对独立、自主自强。律师的出身决定了其游离于体制之外而又反促体制完善，相对独立则需要抱团发展，自律、自强，否则，游离就变成了弃儿，独立将异化成敌对并导致排斥打击。
        而优游的疆域，乃是法野，是法治国家立法、司法、守法各层面的政治社会生活，在法言法，执律善律。

 

       既要激励其创新之勇，也要倡导其坚守之忠，还要化育其担当之智。深圳律师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保持中国律师的领先地位，需要有强力的文化，需要建设健康活力的文化。初步想来，至少应该有以下几项工作可做宜做：
       设立优秀律师奖项，评选标准不仅包括专业水准、执业收入，还应包括社会评价、同行推荐，宁缺勿滥，可以缺选，同时建立优秀律师的退出机制，确保优秀律师的持续健康。
       开展一场律师新文化运动，倡导律师自由讨论、反思与建言，可常年开展，集中总结。
       加强新律师队伍的建设，营造爱护新人的氛围。此乃深圳律师长远发展之根本。（管铁流2012/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