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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一“庭”

2019-11-11 21:11| 发布者: 管律师| 查看: 393| 评论: 0

摘要: 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资料有异议时,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无权自行判定,而必须提请监管部门调查判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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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职业病业务很多年了,一天开两个庭是常有的事。明天(11月12日)就是,上午,铁路运输中院,下午,广州天河法院。
但用两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一个职业病案件的开庭,已不多见了。
明天的两个庭,其实是同一个职业病病人的,他叫阿扬。上午,阿扬不服广州市卫健委行政处理与广州市政府复议决定案二审,下午,阿扬诉用人单位某地产公司克扣工资案一审。
事实上,阿扬与该地产公司已经不是第一次对簿公堂了。光工资待遇问题,这次就已经是第二次,而上一次,同类纠纷,仲裁和两审都没能支持阿扬。
但是,为了工资待遇,阿扬还是选择了继续仲裁、诉讼。
而我,也选择了继续帮助他走法律途径。
2
两个案件,一个行政诉讼,一个劳动争议,看似没有关联,但实际上,都事关职业病病人的生存,也都是职业病现行法律制度中亟待进一步明确的重要问题。只不过,争议发生后,用人单位可以轻松应对,行政机关虽然重视但振振有词,而留给阿扬这样身受重创的劳动者的,却是难以逾越的职业病诊断门槛,和门槛外长达三年被调岗更被蛮横腰斩的工资收入,患病前到手过万的报酬患病后只有三千多。
属牛的阿扬比较执着,也比较单纯,这似乎跟他从小在科尔沁大草原长大不无关系。当年从河北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海南,从事土建监理的阿扬都是完全听从公司的安排,一纸调令,走南闯北,无需太多周折。甚至,在后来因为噪声导致耳朵重度失聪后很久,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海南工地监理(“旁站”)的打桩机械,与在北方接触的打桩机械不同,北方是静圧桩,而海南则是柴油动力的撞击桩。而在无意中从一位医生口中得知自己的听力受损可能跟从事的工作有关、而所在用人单位则并不认可时,阿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依法维权: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诉求疑似职业病期间被违法克扣的工资,请求安监、人社部门监管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等等,并且一走就是三年,哪怕为此债台高筑。
换一个人,或许会有别的选择,比如,自认倒霉,与单位好言沟通,拿一点象征性补偿,然后黯然离职。
但如果不想这样草草了结,还想着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重病,比如阿扬,那么一旦启动程序,接下来的维权道路,就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平坦。
阿扬因为听力严重受损,被单位从监理工程师调岗至普通文员,之前说好的工资也被以半数系根据能力确定的奖金而随着调岗不再发放,尤其是因为长期辗转治疗缺勤,工资更被扣除太多。
职业病诊断鉴定的过程也非常不顺,单位说阿扬的工作环境不存在噪声,阿扬说岗位就打桩机旁边,打桩撞击的噪声非常大,而且,那声音一下一下跟炸药似的,应该按爆震聋诊断标准来诊断。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和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均认为阿扬的病情不符合噪声聋和爆震聋诊断标准。阿扬不服,申请省级鉴定,并且,同时向广州市卫生行政部门投诉反映市级鉴定中鉴定专家没有调查其工作环境,也没有提请安监部门现场调查,明明有爆震情形却认定阿扬没接触噪声。卫生部门认定市级鉴定合法,否定了阿扬的投诉,阿扬向广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卫生部门的处理意见。阿扬随即起诉,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支持了阿扬的诉求,认定市级鉴定机构没有提请安监部门调查属于违法。卫生部门不服,上诉。
与行政诉讼几乎同时进行的阿扬第一次工资纠纷案,赶在行政诉讼一审判决前就已终审判决,法院认为阿扬诉求的关于用人单位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调岗调薪的合同约定条款并不违法无效,也未支持阿扬因为治疗耳病和职业病诊断鉴定而缺勤的工资损失诉求。在继续寻求第一次工资纠纷案再审的同时,阿扬又对继后发生的工资被克扣案提起了第二次工资纠纷仲裁和诉讼,这次的工资纠纷,仲裁是阿扬自己完成的,法院一审开庭的时间恰好和行政诉讼二审同一天,我于是试探性地问阿扬: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开庭。我是坚持认为阿扬因为耳病被过半数降薪,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希望能够帮到他。阿扬回复说:求之不得,但现在实在拿不出律师费,所以一直没敢开口找您。
3
我之所以主动提出继续代理阿扬的案件,和案件本身的代表性有莫大关系。
2014年,我曾远赴江苏张家港,为一位同样遭受噪声伤害的工友代理一审,与阿扬相同的是,那位江苏工友也是因为听力受损而寻求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工资被大幅降低,甚至因为原劳动合同到期而被终止劳动关系,工友诉求自劳动关系终止到最终鉴定结论作出期间的工资并且要求按患病前正常出勤但期间的工资待遇计算,一审法官听取了我的代理意见,判令用人单位向患者支付从原劳动合同终止到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作出之日的工资。判决作出后用人单位没再上诉。
但类似的诉求,后来又曾在广东这边代理过几次,法院却并未完全支持。阿扬的案件不过是其中一例,并且是相对较为典型的一例。
职业病病人从发病到确诊为职业病,期间长短不一,长的可能数年,而因为发病,患者一般无法正常出勤,再加上调岗,患者的工资往往会大幅度下降。那么,这个期间患者究竟该不该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法律规定的并不明确。我是坚持认为应当享受的,尤其是象阿扬的这种遭遇,因为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安排职业病诊断,更因为在先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谓“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而调整岗位和工资标准”,如果都象这么整,《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就要被架空了,本来就不完善的《职业病防治法》更会被用人单位嗤之以鼻,而所有的损失,最终只能由本已健康受损的劳动者来独自承受。
这不应该是《职业病防治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初衷!
4
与工资纠纷相比,阿扬所遭遇的职业病诊断鉴定障碍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处理,更可谓现行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制度执行中的一大弊端!
阿扬认为其工作属于“旁站”,与用人单位的打桩设备密切相关,如果是通行的改良过的静圧桩,“旁站”监理不会有多大的噪声危害,但某地产公司使用的是已在其他地方被淘汰的柴油打桩机,撞击声巨大,符合爆震特性,而用人单位则称不存在噪声危害,双方差异如此之大,诊断鉴定机构理应去调查确认究竟谁说的属实,但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并未如此操作,而是直接作出不予诊断为职业病的结论,作为监管部门的广州市卫健委,认定鉴定机构的处理合法,并称这是技术问题,由鉴定机构独立判定并不违法,卫健部门反倒不应干预,另外,卫健部门认为对市级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完全可以通过申请再次鉴定解决。
阿扬认为卫健部门的这种处理等于渎职,将诊断鉴定中的程序违法推诿给省级诊断鉴定机构。
作为一名土建监理工程师,阿扬可谓标准的“理工男”,执着而细致,为了维权,阿扬翻阅了众多网络资料,整理的证据材料每次都有数百页。而有关职业病诊断鉴定中的技术与管理之定性,我认可阿扬的理解。对于其工作中是否接触噪声危害,鉴于劳资双方已发生根本性分歧,诊断鉴定机构无权自行判定,必须提请监管部门调查判定。
那么,究竟是由诊断鉴定机构自行判定,还是应当由监管部门调查判定,事关职业病最终确诊结论,劳资双方同样利益攸关,尤其是对患者来说,能否确诊为职业病,天壤之别,有时甚至关乎生死存亡。所以,这一问题理当有司裁判,给出权威说法。
一审法院已经支持阿扬的诉求,二审,明天广州铁路运输中院又会有怎样的判断呢?
一切,有待公正司法。(2019/11/11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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