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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病视角看深圳工伤司法政策的改变——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 ...

2016-9-8 22:33| 发布者: 管律师| 查看: 906| 评论: 0

摘要: 无论是篇幅还是细则的设计,深圳中院2015版的工伤案件裁判指引均较2009版指导意见要更显精细。但受制于职业病法律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兼以司法的保守本性,我们暂时还不能指望一家地方法院骤然呈现眼前一亮的惊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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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病视角看深圳工伤司法政策的改变
——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裁判指引》

引言
2015年3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司法文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裁判指引》,以下简称“《裁判指引》”),对比2009年施行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劳动保障司法实务的演进,深圳地区法院进行了相当力度的适应性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当然谨慎,但从职业病法律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依然值得关注。本文尝试从职业病法律视角对该司法文件进行评析。

变化
对照新旧两版文件注1,可以看出修改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从条文数量看,旧版共25条,新版共27条,篇幅似乎相差不大,但旧版文件全文继承的条文仅8条(第3、5、6、10、12、13、17、22条),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个别字词稍作改动的条文有2条(第1、21条),对旧版条文进行重大修改的有10条(第2、4、7、11、14、16、19、20、23、24、25条),对旧版条文全文删除的有4条(第8、9、15、18条),新增加的条文共5条(第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注2。
全文继承的条文,表明其所针对的法律争议尚未发生质的改变,因而相应的司法政策无需调整。
个别字词的调整,主是旧版表述不够规范,比如旧版第1条中“劳动仲裁”被修改为新版第一条的“劳动仲裁机构”。
在原文基础上进行重大调整的新版条文,部分是为了匹配相关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比如第7条与第七条,旧版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新版则修改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后者显然更严谨更周延;再如第20条与第十七条,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作了调整,显然是为了符合2011年修正后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但整体来看,无论是对旧版条文的重大修改,还是完全新设条文,更多地还是因为社会生活、相关纠纷出现了现有法律制度所不能涵盖或者尚不能完全明确的情形,导致地方法院在处理类似纷争时陷入困境,因而,中级法院才有必要在裁判尺度、审理标准上结合地方实际,予以一定的明确和统一。

与职业病纠纷相关的司法政策变化
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政调整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深刻演变,广东和深圳地方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有的加工制造业纷纷外迁,但当年劳动保护薄弱的生产环境催生了为数不少的职业病患者,随着时间推移,早年潜隐的职业病害陆续发作,与内地尘肺病为绝对主要组分的职业病发病概率不同的是,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非尘肺的职业病例特别是各类化学品中毒性职业病所占的比例是相当突出的。
职业病被确诊的数量有增无减,而患者依法维权的势头更是显著上升。在众多的职业病人法律维权个案中,有关职业病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范围、标准正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而职业病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之外,是否可以和如何支持基于侵权责任的民事赔偿请求,也因为此起彼伏的职业病法律维权个案而逐渐为深圳两级法院的法官乃至众多的劳动争议仲裁员们所熟知。此种形势下,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程序,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大致概括下实务中职业病纠纷相关各方主体经常困惑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停工留薪期的确定。
一般工伤的停工留薪期相对容易确定,多数时候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直接在鉴定结论上就给出了答案,但对于职业病个案而言,停工留薪期的确定却极为复杂。通行的做法是,工伤认定机构与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会将患者确诊为职业病的时间(也就是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出具的日期)作为其受伤时间,而将对患者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日期作为医疗终结期,于是患者的停工留薪期起止时间就此产生,仲裁、法院也往往习惯于按此标准来确定。但,职业病与一般工伤的区别众多,发病时间即是其一, 职业病从发病到确诊,短则上月,长则数年,若简单地以职业病确诊时间为计发患者停工留薪期待遇的起始时间,那确诊为职业病之前的患者待遇,又该谁来承担且如何计算?
个人以为,《裁判指引》第二条显示出法院意图对此作出处理,停工留薪期不再简单地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一纸敲定,从证据角度,劳动者若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确诊为职业病之前确需停工接受治疗,并且治疗的也确实是最终被确诊的职业病,则停工留薪期及相应的停工留薪待遇自应进行相应调整。
与停工留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患者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的医疗期内,或者主动或者按用人单位要求继续出勤上班的,此时,患者能否同时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和实际工作期间的工资呢?之前曾有裁判文书是同时支持了两种主张的,但《裁判指引》第二十一条否定了这种主张。不过,究竟哪种做法更符合相关法律立法宗旨,殊难定论。
与停工留薪期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停工留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是否包含加班费?目前,广东的一些地区比如东莞法院在处理此一争议时,倾向于认为不包含,但《裁判指引》第十四条专门增加一款,明确停工留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按劳动者工伤前十二个月的包含加班工资在内的平均工资福利待遇标准确定。从常识出发,基层劳动者的收入有相当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主要是依靠加班费,众多企业也刻意在员工薪酬制度设计时加重加班工资占比,其目的无非是驱使劳动者更长时间地为企业劳动。职业病人若非患职业病,自然可以与正常劳动者一样工作,包括长时间的加班,若将加班工资剔出停工留薪期待遇,显然完全偏离了起码的公正合理,导致劳动者遭受职业病健康损害之后还要独自承担收入的损失。
二是职业病人的后续保障问题。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工伤职工请求后续治疗费用的,《指导意见》第19条直接规定后续治疗费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的,不予支持。
但《裁判指引》第十六条删去了这一条规定,代之以区分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一是因旧伤复发产生的医疗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经批准产生的交通、住宿费及安装、维修、更换康复器具所需费用的,用人单位不再承担;
二是劳动者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的,用人单位应予支付;
三是伤残等级加重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依法应由其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的,应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职业病工伤患者后续待遇的获取。
三是劳动者遭受两次/项以上职业病伤害的补偿问题。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期间遭受二次以上工伤,且都取得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其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是按各次工伤分别计算补偿还是按伤残等级就高不就低原则呢?社会工伤保险待遇除了医疗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外,补偿性质的待遇主要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均由社保基金承担,当劳动者遭受两次以上工伤或者两项以上职业病伤害时,其享受的前述两项一次性待遇可能面临伤残等级差异产生的差额, 此时患者是可主张按不同伤残等级对应的所有一次性待遇还是只能主张较高级别对应的一次性待遇呢?《裁判指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想必是考虑到该问题属社保行政处理前置。
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则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劳动者主张每次工伤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时,如何处理?《裁判指引》第二十三条明确对此应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仅按伤残等级最高的伤残等级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期间遭受两次工伤的并不罕见,而在职业病范围,劳动者同时遭受两种以上职业危害或者产生两项以上职业病害的相对更多,比如同时遭受职业性噪声、粉尘、振动、苯中毒等混合性伤害的,在诸多高尔夫运动器材厂家、塑胶及五金加工企业即很普遍。此时,若划一地规定劳动者只能就高主张一次或者一项伤害的补偿,难免有失公允。毕竟,单一的工伤伤害,与多次或多重伤害的损害后果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四是职业病所致民事赔偿问题。
随着职业病赔偿纠纷和职业病人主张民事赔偿案例的日益增多,职业病所致民事赔偿问题已渐为世人所关注。广东地区得改革风气之先,在职业病、工伤与侵权竞合问题的司法处理上也远远走在国内前列,早在2004年前后,惠州市两级法院即形成了支持职业病人民事赔偿的判例,稍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亦以再审裁定的形式肯定了惠州、东莞等多地中院支持职业病民事赔偿的终审判决。
但深圳地区法院对职业病民事赔偿问题却相对保守。自2011年首例职业病民事赔偿案开审以来,至今已在一审法院形成了多份完全支持职业病民事赔偿的判决,但相关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后,却无一例外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反转。
变化还是有的,最初深圳中院完全不支持职业病人的民事赔偿诉求,2013年开始,随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文件注3,深圳中院也开始支持职业病个案中患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诉求,至2015年,亦有部分案例支持营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民事赔偿诉求。
《裁判指引》对职业病民事赔偿问题采取了明确其一不及其余的策略,依然未从正面肯定或者否定职业病所涉全部民事赔偿范围,而是仅规定可以支持职业病工伤患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且按劳动者伤残等级确定,十级伤残为1万元,逐级增加1万元,一级伤残或者死亡的为10万元,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趋同。

反思与建议
总体而言,《裁判指引》相较《指导意见》有了明显的变化,因应了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展,也适应了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但受制于国家职业病保障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特别是统一的工伤保险模式下,职业病自身的诸多特殊性无法获得相应的制度体现,由此不仅给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带来不便,给用人单位尤其是劳动者处分各自权利义务时带来无数困扰,也给法院审理职业病法律纠纷埋下了无所适从、案结事难了的祸根,比如职业病鉴定结论的救济,比如停工留薪期的确定,比如社保基金不予报销的职业病治疗费用的承担,比如五级伤残以下职业病人继续出勤的处理,比如医疗终结期与后续医疗期延期的确定与衔接等等等等,《职业病防治法》本身规定已是不免挂一漏万,而在现有的规定中又与《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存在隐藏的冲突,再加上侵权因素的掺入,同一个问题,在一般工伤纠纷中,可能简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即能处理,但到了职业病纠纷中,却往往要兼顾职业病法律、劳动与工伤保险规定、民事权益三方面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的取舍、厘清,这样的审理,不仅考验着审判者的专业素养,还常常触碰着司法审判的深层逻辑乃至信念。
而对职业病纠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来说,及时掌握审判机关的政策走向,并因此而调整自身预期,提前做好准备,自然是必要的。
因此,对职业病纠纷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有如下建议供参考:
一是尽量提前收集、保留治疗、考勤、待遇发放等资料,以便争取更多停工留薪待遇。
二是慎重把握首次医疗期,医疗期行将终结时,是否需要延期?医疗期终结后,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谨慎选择是否上班。
三是主动争取权益,特别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太明确时。权益是自己争取来的,你争取了未必一定就有,但你要不争取,没人会主动送给你。(2016/9/7)

注1:以下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旧版”指《指导意见》,“新版”指《裁判指引》。
注2:本文凡引用相关条文,除特别说明外,以阿拉伯数字引用的系《指导意见》条文,以大写汉字数字引用的系《裁判指引》条文。
注3: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粤高法发【2012】284号)第5条。


法治华邦,人文天下。
没有信仰的支撑与指引,越完美的法律制度,就越意味着反动。没有人文关怀的法律信仰,越精致的法律程序,就越意味着腐朽。
                                                        ——管铁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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