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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我是大律师”推荐案例:某电机公司群发性白血病案 ... ... ...

2015-12-8 09:53| 发布者: 管律师| 查看: 1757| 评论: 0|原作者: 管铁流律师

摘要: 【按:本文系管铁流律师参加中央电视台“我是大律师”法治节目海选期间向节目组推荐的案件。海选结果不得而知,但无论结果如何,让更多的职业病个案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的大众关注职业病,是为本次参选的不变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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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管铁流律师参加中央电视台“我是大律师”法治节目海选期间向节目组推荐的案件。海选结果不得而知,但无论结果如何,让更多的职业病个案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的大众关注职业病,是为本次参选的不变初衷。同时,借此机会向广大网友征集更多职业病典型个案,要求是未进入司法程序,具有本栏目电视节目的基本要求,如故事性强、法律点突出等,央视会在今后的节目中择优选取。案件线索请发送至管铁流律师工作邮箱:13715200303@139.com,或者加管律师QQ好友后发送,QQ号434469456.谢谢!】

       2013年底,在深圳某电机公司工作的女工小谢走进了当地卫生监督所。小谢被查出白血病已经有段时间了,她怀疑自己是得了职业病,打算申请诊断,但公司不配合,无奈,小谢只好求助卫生监督所。
       接待小谢的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劝小谢不要走诊断程序,说该公司九年前就有两人查出白血病,但他们至今也没申请诊断,不是照样好好的吗?
       小谢坚持要求诊断,并请求卫生监督所监督公司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
       2014年5月21日,小谢被诊断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随后被认定为工伤。某电机公司不服,连续两次申请职业病鉴定,2015年11月,小谢最终还是被鉴定为职业病。但在此过程中,小谢的工资先是被公司拖欠,随后干脆完全停发。小谢被认定工伤前所发生的数万医疗费单位也迟迟不给报销。病痛加上沉重的治疗负担,令原本就不宽裕的农民工小谢家庭面临巨大压力。
       无独有偶,小谢被诊断为职业病后,公司陆续又有四人被查出白血病,其后有三人(王某、曾某、邹某)申请了职业病诊断,另一位罗某因担心单位报复、停发待遇而未敢启动职业病诊断程序。申请了诊断的三位患者中王某、曾某诊断和首次鉴定结论为职业病,邹某则始终未能明确为职业病,目前,三人均在省级职业病鉴定程序中。这三人与小谢一样,也都先后被公司停发了一切待遇。
       2015年4月,因不满公司停发待遇,小谢将公司告上劳动仲裁庭,一并提出的仲裁请求还有其骨髓移植时作为骨髓供体的妹妹所发生的医疗费,而公司在完全否认小谢仲裁请求同时,也随之提出反申请,认为小谢的工伤认定结论违法(因为省级鉴定结论未出),要求小谢返还公司已支付的医疗费三十余万元。本案目前尚在一审中。
       某电机公司群发性白血病案,作为一起典型的企业有毒化学品中毒事件,个中涉及众多法律空白或者规定不完善处,特别是职业病诊断障碍与保障虚弱。
       首先,本群体案中,已有一人最终被鉴定为白血病,有二人先后两次(诊断、首次鉴定)被确定为职业病,却有一人(邹某)始终不被认定为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的理由居然是邹某无明确的职业危害接触史,而所依据的则是相关检测机构的检测结论。单纯看检测结果,我们无法否认其客观性,问题在于,这些检测结果所依托的现场环境与送检样品究竟是否与实际相符?患者完全无法确认,也从未参与到相关检测程序中去,那如何保证这种检测程序尤其是采样环节的客观公正?谁来监督这些检测机构?患者又如何对这些检测结论进行异议救济呢?
       已知的信息是,邹某入职前健康,同事有多人确诊职业性白血病,工作环境相同,如何能单独排除邹某白血病的职业危害相关性?
       其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如此优势的理据面前,倘使邹某最终仍不能鉴定为职业病(这种可能性和实例不是没有,而是太多!),那么,邹某还有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呢?目前来看,基本上没有,按照卫生部相关规定,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即为最终结论。那,邹某,以及与邹某相同命运的职业病人们,又能如何?
       第三,几乎所有的职业病患者,从最初发病到最终确诊,中间必然会经历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依据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规定,结合实务中相关做法,工伤保险待遇的享受起始时间是“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之时,职业病人的工伤认定结论必须在职业病诊断结论甚至最终鉴定结论出来之后才能作出,而此时工伤认定结论中所具明的“受伤时间”则往往就是职业病诊断结论作出之日,那么问题来了,职业病诊断结论作出之前的治疗、停工待遇等等损失谁来承担呢?逻辑上看,职业病诊断结论作出前后,职业病人所患的当然是同一种病,为何社会保险却另眼相待?
       第四,职业病人能否实际享受到相关工伤待遇,法律规定是一回事,用人单位是否配合则是另一回事,相当多的个案中,用人单位或是出于不满,或是出于误解,总之是对患者应付的待遇能拖则拖,不能拖也拖,这种拖欠对于急重病患者影响至巨,不少患者就因为熬不过而被迫接受显著不公的补偿条件,以换取急需的治疗与生活之需。那么,对于法定支付义务若用人单位拒不履行,法律后果是什么?患者又该怎么办?现有规定非常欠缺。患者有时会求助相关监管部门,但监管部门的答复则是,因为劳资双方有争议,建议走劳动仲裁程序。问题是,有多少职业病患者能够为了这些迫在眉睫的救命钱吃饭钱而启动可能旷日持久的仲裁诉讼程序呢?
       第五,民事赔偿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工伤保险实行“无过错,低补偿”原则,工伤保险保障的首先是工伤患者基本权益,其次是分摊守法企业的意外风险,但在职业病领域,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职业病个案中,用人单位的违法过错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群发性职业病案件中就更是如此,比如本案。那么,对职业病人的保障除了一般工伤保险待遇之外,基于侵权过错产生的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自然不应缺少,尤其是在我国现有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也正因此,2002年先后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与《安全生产法》才共同确定了一条规则:遭受安全、卫生事故伤害的劳动者,在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之后,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尚有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实践中,广东多个地方均已出现了大量的支持职业病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生效判决,但深圳却至今未有突破,而更广大的内地,对职业病民事赔偿这个概念更是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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